说到十大考古发现其实这个还是很有说法的，毕竟全世界全中国到处都有考古发现了，但是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要评选出2018年中国的全国的十大考古发现了，话说那么到底又有哪些呢?下面就跟随小编一起来分析揭秘看看吧，对，这个感兴趣的网友一定别错过了!
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自启动以来，收到各地考古文博机构和单位的支持。终评会上，20个入围项目的汇报人以项目时代早晚为序进行20分钟的终评展示并接受评委和学者的提问。最终10项考古新发现脱颖而出。
“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终评项目名单”此前公布为20个项目，较去年评选入围的26个项目有所减少。
始创于1990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被媒体称为“中国考古界的奥斯卡奖”，会集中将展示过去一年中国考古最新成果，也会呈现中国考古新理念、方法和技术。
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以时代早晚为序)
青塘遗址位于广东省北部清远市所辖英德市青塘镇，地处北江支流滃江中游，包括黄门岩1号至4号洞、朱屋岩、吊珠岩及仙佛岩等多处洞穴地点。2016年至2018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英德市博物馆等单位对英德青塘遗址黄门岩1号至4号洞地点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54平方米。
通过考古发掘，青塘遗址发现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连续的地层堆积，清理出墓葬、火塘等多个重要遗迹，出土古人类化石、石器、陶器、蚌器、角骨器、动物骨骼及植物遗存等各类文物标本一万余件，建立起距今约2.5万至1万年连续的地层与文化序列。
经初步研究，青塘遗址文化遗存从早至晚可分四期，各期的文化面貌具有明显阶段性差异，反映出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在工具技术、人类适应行为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演变过程，并揭示出气候环境变迁过程与史前文化演进路径之间的耦合关系。
城河城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双村村十三组、龙垱村三组，地处汉江西岸，长湖北岸。城河及其支流分别从遗址的西、南及东侧流经，于遗址东南方汇合。该遗址在1983年文物普查中被发现。2006年，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复查。
2012年11月，为开展长江中游地区中等规模城址的聚落特征和社会结构研究，在国家文物局“十三五”重点研究项目——考古中国·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创新工程·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研究课题的设计和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沙洋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至2017年12月，进行了五次发掘和系统钻探，对城内一般性居址、陶器生产区、中心“广场”设施、大型院落式建筑及其附属设施，乃至与仪式性活动相关的特殊遗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与揭露。
城河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下，屈家岭文化在自身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在区域间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城河遗址城垣-居址-墓葬三位一体的系统发掘，是屈家岭文化研究的重要收获，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弥补了江汉之间这一重要地区文明演进历程探索的薄弱环节，并将有力推动我们对该地区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深入认识。
芦山峁遗址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芦山峁村。2014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对芦山峁遗址开展调查、勘探和测绘工作，基本确认遗址四至范围，掌握了遗址核心区及其附近区域的遗迹分布规律。2016年开始，对遗址的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核心区的大营盘梁地点。
结合考古地层学和出土器物分析，遗址核心区的大型人工夯土台基及院落的始建年代不晚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沿用至龙山时代晚期。第一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与延安甘泉县史家湾、襄汾陶寺遗址接近。
芦山峁遗址核心区的多座人工台城及其之上构建的规整院落，似可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宫殿或宗庙建筑雏形，这对于研究中国聚落、都邑形态演变和早期礼制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地处伊犁河三大支流之一的喀什河北岸。2018年5至11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发现早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时，伊犁河流域就已是多元文化交流汇聚、文明发达的重要地区。
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近400平方米大型单体房屋建筑，这是目前发现的新疆史前最大的单体房屋建筑，它与气势磅礴的石构高台遗存遥相呼应，展现着该遗址在当时人们的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与青铜冶炼有关的遗物遗迹显示出该遗址存在一定规模的铸铜活动，在新疆同时期遗址中罕见。此外，遗址还出土了几件铁块和较多铁炼渣，对新疆甚至中亚史前的冶金考古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吉仁台沟口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与煤相关的遗存和遗迹，并且从遗址的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这表明，自距今约3600年前起，生活在吉仁台沟口的人们已经熟悉并利用了煤，这是整个人类能源利用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遗址还发现了2000多粒碳化的黍种子以及大麦、小麦的遗存，为研究黍的西传、大麦和小麦的东传提供了新材料。
酒务头墓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西北，北、东、南三面环山，北临沙渠河，南望汤王山。墓地处于垣曲盆地、运城盆地、临汾盆地交汇的要冲之地，是古代从河南进入山西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亦是考古学文化交融的关键地带。
该墓地于2015年被盗而发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市县文物部门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墓地进行了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取得了重要发现与收获。
晚商带墓道的墓葬在殷墟之外并不多见，该墓地是继山东滕州前掌大、青州苏埠屯、河南洛阳东大寺、摆驾路、山西浮山桥北等墓地后，又一次发现带墓道大墓的大型晚商墓地，对于研究商代墓葬的形制结构、葬俗、墓道功能与等级关系提供了极好的资料。根据墓葬形制与出土遗物判断，酒务头墓地时代为殷墟四期，应为晚商高等级方国贵族墓地。从青铜器中两种族氏铭文的差异性来看，此墓地应为“匿”族墓地。该墓地的发现与发掘是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仅为“匿”族青铜器找到了归属，也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
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组合以及器型纹饰风格均与殷墟青铜器相同，但大墓形制又有差异，表现了商文明演进过程的同一性与复杂性，这对于认识晚商文化的区域类型，以及商王朝西部势力范围的变迁、中央对地方管控方式和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等课题的深入研究意义重大。
2017-201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渭南市、县相关文博单位组成考古队，对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展开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勘探，并重点发掘了包括诸侯大墓在内的两处墓地。
根据高等级墓葬出土的“芮”字铭文铜器，可以确定该遗址为芮国后期的一处都邑：2号墓的椁室东北角发现一只建鼓，鼓柱铜套上刻有铭文“芮公作器”，一件铜戈上亦有铭文“芮行人”;3号墓出土有两件铸“芮公”铭文的铜鼎。3号墓的椁室四壁共有九个壁龛，每龛有一名年轻女性殉葬，有朱砂残存，这样的葬俗有深入研究的空间。3号墓出土的编钟是目前发现的春秋早期最高级别的悬乐，木格漆绘墙围十分罕见。
该遗址还出土了许多带有浓厚北方草原文化特色的器物，如大墓所出金首权杖、青铜鍑、铁矛等，部分中、小型墓所出螺旋状金耳环、金手镯等，展现了周人与北方民族的交流与互动。
此前，梁带村已发现芮国墓地，而此次发现可以与梁带村在时间上接续，填补芮国后期历史的空白，为研究东周时期关中东部政治的变迁、人群的流动提供重要资料。
张家港黄泗浦遗址的发掘由南京博物院主导，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和张家港博物馆共同参与。遗址位于张家港市杨舍镇庆安村与塘桥镇滩里村交界处，北距长江约14公里，西离张家港市区约3公里。
历时十年的考古工作在黄泗浦遗址发现了众多唐宋时期房址、河道、水井、灶址、灰坑等遗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2018年的考古发掘更是初步理清了古黄泗浦的宽度与结构——至宋代时，黄泗浦河口已宽达50余米，河底距河面深达4.5米。这说明黄泗浦当时完全可以通行大型船只，应为唐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入江主干道，即文献所载的“出江大口”。有助于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崇礼区文广新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太子城遗址进行了全面的测绘、勘探与发掘。
太子城遗址在时代、性质、位置、规模与等级上，都与《金史》记载的金章宗的夏捺钵泰和宫高度契合。因此太子城遗址是第一座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也是近年来发掘面积最大的金代中后期高等级皇家城址，对金代捺钵制度、行宫的选址与营造研究有重要意义，它的重要性仅次于金代都城。
从社会生活史、技术史的角度看，太子城遗址也有很多重要的发现。例如编号“七尺五”、“四尺五”、“三尺”的鸱吻分别对应城内不同等级建筑，有助于金代官式建筑的研究。城址出土的瓷器特别是瓷器组合，能够推进我们对金代宫廷用瓷状况、供御体系的了解。
钓鱼城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城半岛的钓鱼山上，西距合川城区约5千米。在13世纪宋蒙(元)战争中，钓鱼城为宋廷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八柱”之一，地势险要、控扼三江，婴城固守卅六载，创造了以山城设防击败蒙元铁骑的奇迹。
范家堰遗址位于钓鱼城西部二级阶地上，地处弧形山坳地带，背山面江，地势西北低、东南高，呈四级阶梯状分布。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范家堰遗址开展了第四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新发掘清理各类遗迹59处，补充清理前三次考古发掘揭露的遗迹46处，出土器物标本644件。
范家堰遗址规模宏大、布局规整、轴线清晰、性质明确，是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极其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
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是钓鱼城的政治军事中心，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山地城池特色，丰富了中国宋元时期都城以外的城市考古资料，为我国宋代城址与衙署建筑、古代园林及宋蒙(元)战争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遗存。
范家堰遗址与既往发掘的水军码头、南一字城、九口锅、山顶环城等遗址共同构成了钓鱼城山、水、城合一的城防系统，作为宋蒙战争山城防御体系“皇冠上的明珠”，为钓鱼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经远舰”遗址位于辽宁省大连市庄河黑岛老人石海域。2014年夏，水下考古队依据资料线索与磁力仪物探数据在该处发现一艘铁质沉船残骸，并推测很可能为中日甲午海战时沉灭的“经远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2018年7-9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开展庄河铁质沉船遗址专项调查工作，最终证实为甲午海战北洋海军沉舰——“经远舰”。
“经远舰”调查是继“致远舰”之后，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获得的又一重大成果，也是目前唯一发现的北洋海军舰铭牌，其材质、工艺及安装方法首次得以明确。同时，“经远舰”是德国设计制造装甲巡洋舰的最早案例之一，它的发现为世界海军舰艇史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此次水下考古调查摸清了整个沉舰的残存情况、埋藏状态、遗物分布等诸多信息，可以借些还原激烈海战的一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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