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对于大清政府可以说是进行了毫无底线的剥削。除了鸦片问题外，还在各个领域提出了很多不平等要求。如果想要和英国进行谈判，大清肯定需要英语很好的翻译官，这样才能达到最有效的目的，那清朝时期的翻译官水平到底怎么样呢?其实这方面已经完全不用担心，毕竟更早就已经有人会将英语了，而且当时的翻译官也是需要掌握好几门外语才够。
鸦片战争是中英两国之间的矛盾，但两国的矛盾远不止鸦片那么简单。当时，中国与英国需要频繁交涉，小到民间纠纷，大到政治谈判，都要依赖英文翻译。一个英文翻译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矛盾的解决程度。翻译得好，双方沟通顺畅，矛盾就可以顺利化解。翻译得不好，双方误解加深，可能就会激化矛盾。晚清的中外冲突那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方翻译水平之差。
晚清初期的中国翻译，没有英文专业毕业的科班人才，大都是买办。也就是与外国商人打交道的商人，比如广东珠三角一带，懂外语的买办就比较多。他们是最早与外国接触的中国人，也是外国人到中国后首先接触的人。与外国人的长期接触，让他们逐渐学会了外语。不过，这些人的外语水平基本仅限于简单的口语交流，如货物的买卖等商业领域。一旦涉及到其他领域，他们就啥都不懂了。最要命的是，他们没有英文的阅读与写作能力，因为工作中几乎很少用到。给他们一本英文书，只能简单认识几个字。让他们写一封英文信，更是难上加难。
晚清思想家冯桂芬对此曾有抱怨，他说：“叩其所能，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银数与俚浅文理。”
即使如此，买办们掌握的英语也不是标准英语，而是广东英语，是混杂了粤语、葡萄牙语、英语的杂交英语。广东英语注重口语、声音。这些买办学英语时，同今天很多中国人一样，喜欢用汉字标注。但买办们用的却是粤语发音。比如英文“today”的发音，往往会标注为“土地”。“土地”两字的发音明显与“today”的标准发音差很多。
1834年11月，《中国丛报》对此曾有过报道。文章说：“除了有限的，几乎不可理解的和广州语混合的蹩脚英语外，这些通事在任何重要问题上都完全没有能力充当传译。”通事，即指翻译。几年后，又有人在该报纸上批评中国翻译的水平。文章说：“他们用记在脑子里的英语单词，用汉语的习惯和一些与谈话主题相关的信息组成他们所认为的句子，随后便觉得自己是高水平的学者，完全可以胜任自己的官府和外国商人之间的通事。这些‘舌人’中却没一人会读懂最明了的英语文书，大多数听不懂两个外国人之间的口语交谈。”
现代人很难想象，如此糟糕的英语水平在中英两国的交往中会闹下多少误会。1842年2月，英国人驾驶十多艘火轮进入浙江余姚。余姚百姓很少见到外国人，此次公然看到洋人直接将船开进了县城外很是震惊，大骇。事情紧急，余姚县事带领四名水勇，直接与洋人交涉。一名水勇先登上船，怎奈鸡同鸭讲，无法沟通。县事再上船后，英国人要扣留县事，欲将其带往宁波。县事大声抗议，沿岸围观的百姓也大声起哄。英国人便将两张写满英文的纸交给了他。
蜡像图：清朝官员与洋人交涉
“夷字二纸”到底写的什么，谁也不认识。一路上奏到朝廷，道光下旨，要求尽快找人翻译。浙江巡抚刘韵珂发动全省力量，终于找到一个在浙江的广东买办。结果，费尽千辛万苦找到的这个买办也只是略懂英文口语，根本不认识几个英文。“但知夷语，并不认识夷字。”
刘韵珂很着急，不知如何才是好。有人出主意，吩咐人用透明的油纸将英文拓印下来，交给这个广东买办，让他去尽快到外省找人。此买办凭借原来与英军交往的人脉关系，辗转打听到了南京，特别找到了当时在英国船上的两个当事人，一个是英军炮兵团上尉安突德，一位是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两人说，这两张纸就是所谓的便条而已，答应不会将县事带走，并写上了年月日与签名。
买办如实禀报，浙江又汇报到了朝廷，道光才放下心。但此事并没有这么简单，疑点重重。因为郭士立是通晓汉语的，还会讲广东话、福建话，而且会中文写作。因此，他为何不用中文写字条呢?买办回来时也带回了郭士立的字条，这次却是汉字书写。如此矛盾的事情却没引起大家的注意。
晚清初期，类似这种中英交往的尴尬与误会比比皆是。据英国东印度公司记载，1834年7月，“哈里森号”商船驶入澳门，要求澳门海关监督减免部分税收。海关的中国翻译与海关监督叽里呱啦一阵讲，然后对英国人说，可以放行。但英国人发现海关官员的态度与表情貌似并不是这个意思，明显是拒绝与厌恶的样子。英国人反倒不敢动了，经过反复沟通、确认，终于发现，还是翻译搞错了。
1839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命广东知府与番禺、南海知县，立即逮捕颠地。广州知府带人到英商的公所，缉拿颠地。中国翻译一阵讲，把英国人搞蒙了，不知道是啥意思。当时在场的英国人很多，其中费伦等人也是翻译，他们的汉语还不错，就连他们也没听懂。现场吵吵嚷嚷，一片混乱，差点动手打起来。中国翻译嫌英国人故意听不懂，广州知府认为是英国人耍阴谋诡计。英国人一脸无辜，最后还是费伦等人出面，经过仔细沟通才搞清楚事情缘由。
1834年7月，英国任命律劳卑访问澳门。双方因为会见的翻译问题反复谈判。两广总督卢坤始终坚持，不能违反惯例，必须使用中国翻译。而律劳卑根本不信任中国翻译，坚持要使用自己带的翻译。卢坤认为洋人不识抬举，律劳卑认为中国人死脑筋。最后双方争执了两个月，都没有见成。
事实上，当时英国翻译的汉语水平都普遍高于中国翻译的英语水平。但为何中国人不愿意用英国翻译，而非要固执地使用中国翻译呢?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国人普遍认为，洋人一肚子坏水，用他们的翻译肯定会遭算计。而且，还有一点是要命的，就是在重大谈判场合，英国人不能使用汉字。如果英国翻译直接将英文翻译成中文给中国官员是被认为违反规定的。但英国方面发现中国翻译的水平很差后，总是拒绝使用中国翻译，由此又造成了新的矛盾。每每双方交涉、谈判时，英国发现有中国翻译在场时都会提出抗议。
清廷由于始终不重视外交问题，一直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官方翻译队伍。买办除了翻译水平的问题，还有背景问题。由于买办都与洋人打过交道，这让清廷很不放心，担心他们被洋人收买。虎门销烟后，琦善任两广总督，他聘用的英文翻译鲍鹏就被各方怀疑为英国人的间谍，甚至闹出了鲍鹏擅自做主，割让香港的重大政治事件。此事让道光大为震惊，将琦善与鲍鹏押解至北京严刑审问。但最后也没找到鲍鹏勾结洋人的证据，只能不了了之。
由翻译事件可以管窥全豹，晚清的落后局面是全方位的。很多本可以避免的矛盾，却因为一个小小的翻译问题，捅出了大篓子。这又该怨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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